2018年秋季，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新生名单中，有3079名新生报到。在他们中间，一位新生卢思贤因其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而引起广泛关注。与其他同学不同，他的身份证上并不标注汉族、苗族或彝族，而是写着三个字——“穿青人”。这一称谓在中国56个民族的名单上找不到影子，令他成为了校园里的“网红”。

追溯到贵州，这种独特身分并非个别现象。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，自报“穿青人”的人数约为67万，接近70万大关。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独立民族，也没有在正式的民族名单中，但身份证上的这三个字则赋予了他们不同于他人的存在。

在贵州西北的毕节山区，纳雍县的勺窝乡被誉为“穿青人的故乡”，全乡约有3.3万居民，其中超过90%为穿青人。2014年，记者探访时发现，这里的新建房屋刷成青色，屋顶上摆放着五显坛，门牌上标注着“穿青人家”。而在乡里的民俗文化广场，巨大的山魈雕塑高耸入目，山魈被视为穿青人的图腾，每年在九月至腊月间，村民都会举行“跳菩萨”庆典，以祭拜五显神。 UED官网

穿青人的服饰独具特色，女性们通常扎着三把头，佩戴着大勾耳环，身着三节衣和两节袖，不缠足。这些传统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，只有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得以保存。织金县的老者张成坤虽然年过七十，却依旧能够清晰回忆起童年时光中堂屋中的五显神坛，祖母曾向他讲述这位神明对穿青人身份的象征意义。

关于“穿青”这一称谓，也有较长的历史。早在1664年，吴三桂平定水西之后，民间流传的木刻唱本《水西传》便提到穿青人，并将其与彝、苗、仡佬等民族并列。更有后来的《镇宁县志》明确将穿青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身份。至于“穿青”这一名称，地方志认为是源于“衣尚青”，以此与被称为“穿兰”的汉人区分开来。

周围民族对穿青人的称谓则更加生动。彝族称他们为“白皮肤的汉人”或“吃蛇的汉人”，还有“穿大袖子的汉人”“吃荞麦的汉人”等不同的称呼。这些称谓都带有某种特征，最后却都归结为“汉人”这一标签，在邻族眼里，穿青人显得和其他汉人迥然不同。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，成为了日后讨论的焦点。根据1954年的普选登记，自报穿青人的人数达到了24.8万，而到2000年，这一人数已经增长至约67万，占当时贵州省人口的1.7%。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穿青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，归根结底，除了人口自然增长，愿意在表格上写下这三个字的个体并没有减少。 UED官网

穿青人的聚居地主要集中于毕节地区，尤其是织金和纳雍两县，合计超过半数。此次显现的族群归属感，正是在相邻山岭和寨子之间辗转传承而来。

1955年时，国家正着手对民族身份进行调查，穿青人的身份认同便被众多群体的声音所围绕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要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和民族区域自治，清晰的民族划分变得迫在眉睫。中央的访问团在贵州调查中发现，虽然有数十种族称，但许多群体在文化、语言上与汉人相似，却依旧希望被认定为少数民族。而穿青人正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。

这场调查由费孝通主导，其方法论一般分为两步：首先确定哪些是汉族，哪些是少数民族；然后再分别界定，如果是少数民族，是单独的民族还是属于某一民族的支系。问询的第一道门槛便是“你是不是汉族？”穿青人因此在这道关卡上受阻。 UED官网

1955年，费孝通带领的调查组在贵州的各个县城奔波四个月，期间观察到穿青人在语言上虽然与汉人有显著差别，但也未能找到足够人数讲述这种“老辈子话”的人。而许多家谱和墓碑上则显示他们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府庐陵县，这使调查组最终认定穿青人是明代自江西迁入的汉族移民后裔，故归类于汉族。费孝通解释说，早期的移民与内地社会隔绝太久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和语言，继而产生了与汉人不同的自我认同。

尽管官方的定义给予了穿青人一些文化承认，但族人依然对此不满。1981年贵州重新启动了未定民族的认定工作，并于1985年出具的报告认为穿青人应被视为单一的少数民族，此结论与1955年的结果正好相悖。

这份新报告从采样、史料、族群认同三个方面对早期调查进行了质疑，集中指出了样本选取问题及对穿青人身份形成原因的忽略。然而，该报告并未获得官方认可，穿青人的身份问题至今依然在学界引发争论。不同的学者和认识逐渐聚集形成三种主要看法，关于穿青人到底是贵州的原住民族，还是移民后裔，依旧悬而未解。 UED官网